（一）

　　很多年以前，我父亲，那个18岁的青年，在北风呼啸的暗夜里裹着唯一的一床被子在豆样的昏黄里仰躺着，有时候看书，有时候睁着眼睛，屋顶是森林夜兽般的黑暗，纠结着蛛丝般的模糊。他想的居然和25岁的我毫无差异，总有些方面，我们是无法超越父亲的。父亲一生造了两次房子，一次是在他青春的梢头，一次是在他青春的末梢。父亲那时候精力充沛，从不像后来我的表哥们一样整天耗在台球厅里，他挖土、和泥，脱坯，凭着一己之力准备好了一切，他是个好的泥水匠。那些嗷嗷叫的小伙子们，现在有些已经过世，有些驼着背晒太阳，雨天全都打麻将，抽着劣质香烟，用力咳嗽着，我回家的时候会和我打招呼，上学的时候，从一年级开始就叫我大学生，现在应该会递根香烟给我吧。那时人们喜欢在砖跺的顶端放一条香烟，最先把砖运完的会得到那条香烟，不管是谁，小伙子们都会跳起来，先前是较着劲得来往，散烟散烟。我十多岁的时候，老屋拆掉了，中午我站在缺了屋顶的老屋里，找那些老鼠洞，下午老屋便拆掉了，于一声轰响和一阵烟尘里。

（二）

　　父亲还是个好的木匠，有一年冬天，他甚至给我削了个陀螺，他做木匠活的时候喜欢抿着嘴唇，有时候我也会模仿，他的那些工具是他的一个知青朋友送的，我只知道这个朋友叫马叔叔，全然不同于其他人，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只叫过他叔叔，这是个文明的词汇，只会和特定的人有关，我们有着自己的称谓，这些称谓核桃般坚硬无比，有着固执而隐藏的内核。在我能下地之后，父亲给我做了个小锄头，我扛起来，竟然也如小八路号手般威武。我够年纪上学的时候，给我做了个板凳，应该是小条凳，替我扛着送我去上学，我躲在父亲身后，和我们家隔的不远的老师叫我的名字，在她班上的一年里，我一直怕她，我见一个老师怕一个老师，通常是蹲上系鞋带，布鞋的话就拔鞋，极偶然会敬个礼，兔子样逃掉。我会想事情的时候，这个时段来得很晚，大概是十多岁，和父亲商量做一些桌子和条几，他总答应，最终没做，现在也用不着了。

（三）

　　父亲18岁便去学做棉匠，这是他的第一副业，直到现在。棉匠就成为他的外号，不出乡的话，叫起来，大抵都是知道的，有时候碰上陌生人，他们会说：哦，棉匠的儿子。我常拿眼瞪他们一眼，原因终归不祥。父亲有个师傅，有时候会去我们家住，我应该不曾叫过他，他一般都是夜里来，我也不知道叫他什么好。这个师傅某次借了父亲钱，从此失了踪迹，后来自己便不来。父亲还有个徒弟，我小叔，师傅父亲偶尔会骂徒弟小叔，父亲偶尔会骂我，骂我揍我的次数我记得很清楚，三次。冬天回家，我会相帮着做些活，父亲总笑着说我不行，堂屋里是堆到屋顶的棉被，个个初生婴儿般柔软，新絮的棉总有着阳光的味道，也不知道父亲和母亲熬了多少夜，父亲有几次要收我做徒弟，让我跟他串村做棉被，也许会到山里，也许会到湖边。我对青铜的山和潋滟的湖有着天生的向往，父亲的这个念头很不坚定，我做不成棉匠的遗憾断断是要怨他的。

（四）

　　我的父亲已经五十多岁，离自己的青春已经越发遥远，夏日的蝉鸣样找不到踪影，冬天的野兔般寻不着痕迹。我的母亲也老了，很少说“我做小姑娘的时候”了，我对这句话印象深刻，经常刻意去找，这些年却经常找不到，它们藏在哪个角落？是不是老屋的墙基里？我、我弟弟，合伙偷走了父亲、母亲的青春。不曾打招呼。

（五）

　　25岁的时候，我开始想我的房子，尽管它终究会来。就在三环上吧，我们挖土、和泥，脱坯，盖一间土坯房，白天坐在门槛上让太阳晒我，晚上睁着眼睛睡觉，横竖敌不过女人们，老婆，不要。

　　我的十多岁呢，它们从来不成群出现，它们都是些孤单的孩子，我曾经养的一条鱼，游来游去，晃晃尾巴。它们有一些模糊而真切的表象，有时候是我十多岁的幻想，有时候是我十多岁打的那些架，和一次一次爬起来后身上的血，我曾尝过自己的血，苦的，有着粘液汁的稠。有时候是烟般无尽的虚空，在老家高远的蓝天里空睁一双大眼。我有三个相册，两个是得奖拿来的，十三岁前我不曾照过相，那次是小学毕业照，小伙子及小姑娘们都笑着，有的叉着腰，有的环着胸，无论如何，断断没有像弟弟班上的小姑娘们寻了月季摘来擎在手里。我凭空失掉了我的十三岁之前，我们大多只会被渐次模糊的照片收藏。

　　25岁，我每天都在盼望夜的到来，其迫切大抵和想念拍黄瓜的欲望差不多。曾有一个姑娘，说要在我28岁的时候和我结婚，后来走掉了。我曾在冬天种些春天的花，等了一个冬天它们都不开，在春天种些春天的花，过了春天，便纷纷开花死掉了。

　　终究，我的26岁、我的27岁、我的28岁，隔着时间和空间的平方距离，取走了我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