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学是很难有一个准确定义的，它是相对于非民间文学而言的。有个形象的说法，叫作“生于民间，死于庙堂”，就是说到了一个社会的上层，我们就笼而统之地将它叫做庙堂，民间和庙堂就是两个相对的概念。民间和大众也是相关联的（并非等同）。和大众文化相对的就是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的一个特点是它的当下流行性，与经典相对应。这是对这个题目的“串连”。因为这个题目很复杂，所以今天我们就以《西游记》为个例，来说明民间和庙堂、大众和精英、流行和经典不是泾渭分明的，而是一种复杂的相互渗透转化的关系。
提到《西游记》，我们自然会想到《大话西游》。我们知道，五六年前，《大话西游》成为一种很热门的文化现象，如今在互联网上仍然有以百万计的相关网站。但最初九六年《大话西游》传进大陆的时候并不走好，此后越来越热，延至今天在校园文化里成为很引人注意的现象。但它并不是作为一种经典文本来流传的，而是以各种类似于大话的改写、续写文学形式流行。它们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潮流。就此而言，我们撇开传播途径和版本形式（网络、盗版书等）不谈，我想，起码它在本质上和民间文学有着很多相通的地方，即都是在一个民间的层面上，大家很随意的加进一些东西，写着、读着也传播着，最终也就广泛传播开来。而为什么《西游记》就这么容易被大话，并且在大话之后又能这么广泛的传播开来，其它的比如《水煮三国》之类却没有如此广泛的传播。我们从学理上来看，其内在的必然原因究竟是什么？
《西游记》作为古代文学中的瑰宝，它是不是成书以来就得到如此高的评价呢？并非如此。通过考察其成书过程，我们认为，在这一过程中，它形成了一些品质，而这些品质则成为它今天能被大话并产生巨大影响的基础。同时，这一过程也体现了民间、庙堂，大众、精英，流行和经典之间渗透转化关系。
《西游记》的成书问题听来似乎是一个ABC的问题，但也并不是这么简单。如果问到《西游记》的作者，大家也许都会说是吴承恩，并且大多数文学史的书上也是这么写的，但在《西游记》的研究领域，持这种观点的研究人员却越来越少。因为在《西游记》序文的署名上写的是“华阳洞天主人”，一方面，即便是“华阳洞天主人”，也仅仅是一篇序言；另一方面，“华阳洞天主人”到底是谁也没人知道。而认为《西游记》为吴承恩所作则始于清中期，因为在《淮安府志》里有一个叫吴承恩的人，他的名下有一本书就叫《西游记》。这条材料后来被鲁迅和胡适先生所看重，也就认为《西游记》为吴承恩所作。但到本世纪80年代，学术界又对这个观点产生了很大的怀疑。首先，在《淮安府志》这本书的记载里，《西游记》并不什么稗官野史，而属于地理类，分在游记类里；第二点，这位吴承恩的人生经历要是和《西游记》一对比，在好多方面都说不通。
现在我们不讨论究竟这本书为谁所做，问题在于这本书，它不是任何一个人能在一个时期内写出来的。在读《西游记》文本时，我们会发现一个矛盾的问题：一方面，他写了很多宗教的问题，比如唐僧取经的故事直接构成其故事框架，表现的是和宗教有关的内容。中国古代能被人们接受为宗教的也就是道教和佛教，同时这两教也是《西游记》里作为故事构成最多的内容。大家觉得作者对这两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吗？显然，总体来说，作者对佛教的态度好一点而对道教差一点。原因不难找：首先，书中最厉害的是如来佛祖，观音也不曾受到什么挫折。而道教就不行了，比如太上老君被孙悟空欺负得不得了，玉皇大帝是最高神却无知无能，一些道士也道德败坏。另外，大家会注意到，唐僧师徒取经的过程中五个徒弟经过了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比如，猪八戒成了净坛使者，孙悟空从一个妖猴变成了斗战圣佛。而写他们出生的时候，最重点写的就是孙悟空，他是怎么出生的呢？他老师是菩提祖师，而菩提祖师的原名是虚菩提，虚菩提是佛教史上一个有名有姓的真人。我佛世家乔达摩悉达多，有十大弟子，虚菩提就是十大弟子之一。而西游记里边用的是虚菩提的名字，写的却是一个老道的形象。也就是说孙悟空是个老道的徒弟，只是在取经的过程中皈依佛门，而在这一过程中书中多次用到“改邪归正”这个词。比如，说孙悟空遇到某个老仙，人家总会说：“哎呀，大圣可喜可贺啊！”孙悟空说喜从何来啊，人家就会说：“大圣改邪归正，皈依佛门。”所以，由此也可以看出在价值判断上，作者把道和邪连在一起而把佛和正连在一起。这就是说书中是贬道扬佛的。可是，仔细阅读文本我们还会发现，书中穿插了很多与情节没关系的话，这些话却是道家的炼丹术术语，并且这些话成为一个独立的话语系统。比如：孙悟空在里面有两个代称，一个就是心猿，一个就是金公，而金公正是道教话语系统里的一个说法。书中甚至有大段的完整的道士们的诗词，这些道士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射雕英雄传》里面的邱处机、马丹阳和他们的老师周神通、王重阳等。我们想书中总体来说是贬低道教的，而又大段地引用道教话语，这是一个矛盾，也正是我们要研究的地方，我们要找出背后的道理，这也是我们阅读《西游记》容易错过的一个地方。另一个地方，也是我们讲的另一个方面就是《西游记》一方面很认真的写了宗教的好多东西，可是全书对于宗教的态度又如何呢？是不是一个很崇敬的态度呢？大家来想：比如如来，这么伟大的一个如来，神通无所不能，一开篇就让孙猴子在他手上撒一泡尿，这里边很有调侃的味道，也就是亵渎神圣吧。这一类的描写全书很多。这些地方可以看出一种矛盾的倾向，一方面一本正经地描写宗教，何以见得呢？我举个例子：唐僧刚收了猪八戒，过了一个岭，遇到一个禅师。这个禅师怪怪的，在树上搭一个大鸟窝，在鸟窝里住着。这个禅师非常厉害，他把孙悟空骂了一顿，孙悟空恼了，就想把这个鸟窝给捅下来。他金箍棒一晃，变成几十丈长，捅了半天，纹丝不动。这个禅师送给唐僧一个宝贝。他说：“这个宝贝对取经太有用了，不管碰到什么妖魔鬼怪，通通都可以灭掉。”这个宝贝就是《心经》，然后禅师一本正经地告诉唐僧说这《心经》有无上的功能，不管是内心的问题，还是遇到妖魔鬼怪，只要口诵《心经》就能化解。传《心经》不怪，怪的是作为一部小说。它把《心经》的全文抄了下来。唐僧领受了也相信了。到第二十回，就碰上了一个妖精，他驾着旋风，先是用了一个调虎离山计，然后再来捉唐僧。这时，唐僧立刻盘腿打坐，口诵《心经》，正诵得起劲，“哗”的一声，一阵旋风过来就把他刮走了。类似的情节在书中也是多次出现。这种描写是什么意思？一方面是当真，另一方面又在这儿调侃和嘲弄。这是《西游记》的一个特点。那么，我现在摆出这些问题，就是要说明《西游记》这本书，它不是一本简单的讲故事的书。它里面有很多复杂的内容，而这些内容之间又构成了矛盾，要解开这些谜，就要看它的成书过程。
而成书过程，我能告诉给大家的，是学术界所公认的一些看法和我个人的一些见解，以及我目前还没有解决的一些问题。这些都指向民间与庙堂，大众与精英，流行与经典的相互渗透、影响的过程。
我们先说《西游记》这个故事是怎么写出来的。首先当然是源于富于传奇的玄奘取经的故事，在当时情况下，孤身一人，历经艰辛。而这么一个传奇故事怎么成书的呢？首先，是这个故事在民间流传。这有三个线索：第一，《太平广记》里有一段关于玄奘取经的记载，《太平广记》是一部准小说集，准小说集有两部分内容：一是类似小说的文体，二是类似笔记的文体。唐僧取经的故事属于后者，只是作者将其稍微加以神异化和神怪化，虽然是文人记录下来的，但是作为一种故事形态，民间的色彩比较重。第二，在话本里出现了《大唐三奘取经诗话》。这个诗话之所以在文学史上还有一个地位，就是因为它是《西游记》成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链条。它本身的民间色彩比较浓重，兼具宗教通俗传教品性和民间说故事的品性。它的特点是故事简单，情节处理得比较草率，但是趣味和故事设定，却有浓厚的民间色彩。第三，在民间戏曲或者准戏曲的演出中关于取经的故事被反复的出演。到了元杂剧时代，《西游记》开始向文本转化。在这之前，我们发现了一些文物，文物图案上出现的取经队伍中已经有猴子和猪精了。这在一些壁画上也有多处的发现。而这些民间的流传与宗教内容有什么关系呢？道教和佛教都被写进去了，并且发生的矛盾了呢？书中有大量的道教话语，而这些话语是怎么渗进去的呢？
清中叶以前，人们认为《西游记》是邱处机所作，这是因为邱处机曾经不远万里西游到大雪山脚下拜见成吉思汗，并和他有过风云龙虎聚会，这个传奇被他的弟子写下来就是《长春真人西游记》。那么，人们认为《西游记》是邱处机所作的原因仅仅是这一点吗？依我看，还有以下三点：一、书中有大量全真教的内容，包括道教的话语系统和关于全真教教义的东西。二、在明清两代的民间宗教里，有许多关于西游的记载。故事中有些和小说的表述一样，有些不一样，是另外的故事，但人物是一样的。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都夹杂有全真教的术语。三、根据曲艺“山东快书”内部流传的手抄本记载，“山东快书”源于丘处机，这说明全真教也采取传统的说唱传教法。全真教本身有很多的民间色彩。
邱处机因为得到成吉思汗的认可，因而道教兴盛，之后不断与佛教发生冲突，甚至在其全盛时期，道教势力可以左右朝政。而从嘉靖后期到万历前期，社会舆论尤其在价值判断上，明显呈现扬佛抑道的趋势。同时，这个时段也是中国历史上“王学”和“心学”兴盛的时期。大家都讲心性，以“我”为主，狂放不羁，特别强调和抬高主体价值，认为“我”是“天之高，地之厚”的原因。这样两个背景，体现在作者的笔下，就有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西游记》。由于在材料上很多都是来源于民间和道教的，所以在《西游记》文本里也就有了很多道教的话语。可是作者又对其进行了文人的艺术处理，一方面，对佛教进行了立场上的肯定，另一方面，由于受“心学”的影响，就有了其中嬉笑怒骂、调侃挖苦。因此，总体上，《西游记》对宗教，既是一个表现，又是一种调侃、解构。成书基于对民间传说的整理、改造使得其既有浓重的民间文化色彩，又有精英文化的渗入。这样，最终的文本成为今天这个复杂的、内涵丰富的、具有很大可写空间的《西游记》。所以，虽然它是一个文学经典，但是因为它里边又有变动不拘的矛盾的成分，其中既有对取经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神圣和崇高精神的描写，又有“心学”狂放不羁影响下的调侃、解构。有这些矛盾的存在，后人进行改造改编续写时就很容易。因此，《西游记》成书后不久就有《西游记后传》、《西游后记》等，到今天，就有了影响甚广的周星驰《大话西游》，之后又有《悟空传》、《春光灿烂猪八戒》等。
从《西游记》的成书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它其实是一个民间与非民间、经典与非经典的掺杂、交融的过程。这样的特点使得它有在特定的条件下又重回民间的潜质。之所以会出现《大话西游》，就是因为《西游记》本身就具有被改编的潜质，它里边的形象比如孙悟空、牛魔王等，其实都有多义性。牛魔王这个形象就很特别，表面上看，他过着常人的生活，有太太、有情妇、有儿子、有兄弟、有把兄弟，有酒肉朋友……贪财好色。实质上，他在佛经里是修行心性，超离欲海的象征，它的复杂性使它有很大的再写空间。这一系列的原因使得今天有了《大话西游》这一校园文化现象。而这一现象又是在一个新的时期里以一种新的面目出现的民间文化现象，或者说是一个准民间文学文化现象。也就是说一个民间文化传说经过复杂广泛的流传变化，经过民间与非民间、经典与非经典的的互渗融合，形成了这么一个经典的复杂文本，而后又在这么一个特定的情况下遇到天才的作家和演员，就出现了《大话西游》并形成一个影响广泛的文化现象。一个文化现象总有其深层次的复杂的形成原因，这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分析的。这就是今天我要说的主要意思。
整理：子禾
陈洪简介：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明清小说、文学与宗教、民间文学等。有19部学术专著及论文数十篇，在国内外学术界有较大影响。
南开大学文学院院长，常务副校长，教育部中文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古代文论学会副会长，天津市文学会会长，天津《红楼梦》研究会会长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