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报］一代伟人的亲情和乡情——周总理与亲属及故乡人民之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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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报］一代伟人的亲情和乡情——周总理与亲属及故乡人民之间的故事

作者：来源：中国教育报时间：2006-01-08 16:16:30 责任编辑：岳明文字大小：大　中　小

　　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逝世30周年的纪念日，本刊以此文与读者共同缅怀一代伟人，尽管文中这些内容多是总理生前身边的生活琐事，但却反映了一代伟人对理想与信念的追求，对亲情、乡情的珍重和对亲属、晚辈的严格要求，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品德和风范，这些故事既生动感人，又发人深思，催人奋进。——编者

　　我的房子一定要处理掉，决不能同毛主席的旧居相比

　　周总理故居坐落在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原淮安县)的驸马巷。故居是由东西相连的三个小宅院组成。1898年3月5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就诞生在这所宅院里。他从出生到12岁离开淮安，这段童年生活都是在故乡度过的。他热爱自己的故乡，热爱哺育他成长的这块土地上勤劳的人民。然而，他生前对故居的处理所表现的革命家的胸襟，深深地感动着故乡人民。

　　建国初期，淮安县委就对总理的故居进行了初步维修。这既表达了故乡人民的心愿，也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愿望。可是，当总理1952年从亲属的来信中得知这件事后，马上写信给淮安县委，制止以后再作修理，并用自己的工资偿还了维修经费。

　　1953年，周总理要求淮安县委把他的旧居处理掉。对于总理这种严于律己的精神，县委的同志们是能够理解的。但作为县委来说，他们有理由考虑到故乡人民的感情和全国人民的心愿，因而没有按照总理的意见办。为此，当时的淮安县副县长王汝祥同志去北京时，还受到了总理的批评。后来，总理还特地写了一封信请王汝祥同志转给淮安县委，信中说：“……我提出两个请求：一是万不要再拿这所房子作为纪念，引人参观。……二是如公家无别种需要，最好不要使原住这所房子的住户迁移。后一个请求，请你们酌办；前一个请求，无论如何，请求你们答应。否则，我将不断写信请求，直到你们答应为止。”

　　周总理在两年后接见县委的另一位负责人刘秉衡的时候，又提起这件事，而且比以前更严肃了，他说：“王汝祥同志来的时候，我叫他回去处理掉我的房子，他‘骗’了我，到现在还没有处理，是吗？”刘秉衡同志婉转地作了解释。总理听后说：“我的房子一定要处理掉，决不能同毛主席的旧居相比！”第二天，邓颖超同志又为这件事专门找刘秉衡谈了话，她说：“总理多次说了，一定要把他住过的房子处理掉，不能和主席的旧居比。如果不拆，也可以用起来：办幼儿园，办图书馆，或者让人去住，总之要用起来，处理掉……这是总理一贯的意见，我完全赞同。”

　　总理的嘱咐是严肃的，邓大姐的态度也是认真的。刘秉衡回淮安后如实向县委作了汇报。县委的同志都感到不能再违背总理的意见了，经过慎重研究，决定把总理诞生和生活过的东边宅院，作为县委学习室和儿童图书馆，西边宅院让群众住进去，执行后，写信向总理作了汇报。时隔不久，县委收到国务院办公室的回信，说总理对县委的做法表示满意。

　　1961年8月，总理在见到侄媳孙桂云的时候，又详细询问了县委对旧居处理的情况。桂云在谈话中无意中说到，虽然县委做了不少工作，但还是不断有人去旧居参观。总理对这个情况很重视，他说：“还是拆掉好，拆掉了还可以盖工厂、盖学校嘛！”他还认真地嘱咐孙桂云说：“你们不要说出我住过的房屋，还要告诉邻居，叫他们也不要讲。”

　　随着总理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威望的日益提高，前来瞻仰旧居的人也越来越多，国内外参观者络绎不绝。然而，他们在院墙门口看到的却是一块“私人住宅，谢绝参观”的木牌子。人们都带着莫大的遗憾，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这里。总理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心里很不安。多年来，他希望自己的旧居“不留痕迹”，可是，参观的人却有增无减。终于，总理决定采取行政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1973年11月13日晚，国务院办公室一位负责同志给淮安县办公室打来电话说：“总理听到反映，说要动员住在他家的居民搬家，还准备修整房子，准备让人参观。请县委调查有没有这样的事，向国务院办公室汇报。”。翌日，县委的同志就去旧居了解情况。总理的侄儿周尔辉反映：没有人动员居民搬家，也没有修整过房屋，自发来参观的人，大都被谢绝了。当晚，县委向国务院办公室如实汇报了情况。17日，国务院办公室向县委正式传达了周总理关于处理旧居的三条指示：不要让人去参观；不准动员住在里面的居民搬家；房子坏了不准维修。

　　第二天，县委召开常委会进行了认真研究，并根据总理指示作了三项决定：不动员住在里面的居民搬家；不维修房屋；县委在干部会上动员大家不组织、不带领人们去参观。当晚，就这情况向国务院办公室作了汇报。

　　11月30日，国务院办公室又来电话，说：“总理对县委决定的三点表示满意，以后要派人检查你们的执行情况。”时隔不久，他们又打电话给县委书记，询问对“三条”的执行情况，县委书记回答说：“认真执行了。”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1974年8月1日，总理见到侄媳孙桂云时，又询问了“三条”的执行情况。桂云说：“都执行了。但外地人仍旧千方百计找上门来，实在没有办法。”

　　总理思索了一下，问道：“把房子拆了，你们搬个地方住，行吗？”

　　站在一旁的邓颖超同志表示支持：“拆迁吧，我们给钱。”

　　桂云说：“拆迁房屋要经过政府批准，我们自己做不了主。”

　　总理点了点头。最后，他又嘱咐：“你们要劝说前来参观的人，请他们到韶山去瞻仰毛主席的故居。”桂云深深理解伯父的意思，会心地点了点头。

　　因为拆迁房屋要经政府批准，这件事一直没有定下来。因此，周总理的这所故居才得以保存下来。

　　不许扛总理亲属的“牌子”，以此获得任何特殊照顾

　　总理生前对亲属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他对亲属尤其是晚辈，有一条很严的规定，就是不许他们在任何场合扛总理亲属的“牌子”，以此获得任何特殊照顾。

　　周尔辉是总理的侄儿。解放初期，家境十分贫困，尔辉在学校享受助学金待遇。从改工资制的那月起，总理立即叫他不再领取助学金，而从自己的工资中支付他的学费和生活费。1952年，总理的嫡亲婶娘带领尔辉去北京看望总理，后来就把尔辉留在北京读书。当时，北京既有干部子弟中学，又有许多条件好的重点学校。总理没有送他进这类学校，而是把他送到北京26中。这所学校是由私立中学刚刚改为公办的，条件比较差。当时，住校生的伙食有两种：一种每月9元；另一种每月7元。总理让他吃每月7元的伙食。入学前，总理就一再嘱咐他，不论是谈话或者填表，都不许透露出你和我的关系。总理说：“你要说出和我的关系，人家知道你是我的侄儿，就会处处照顾你，将就你，你也会产生优越感，那样，你就进步慢了。”

　　尔辉从26中毕业后，考进了原北京钢铁学院，一直遵循伯伯的教导，从来没有让人知道他是总理的侄儿。直到入党的时候，组织上要调查他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到淮安去了解情况，才知道他和总理的关系。

　　1961年7月，尔辉与在家乡当小学教师的孙桂云结了婚，婚礼是在北京举行的。总理和邓大姐为他们准备的礼物很简单：一床总理用过的床单；一件总理穿过的短袖衬衫；一条总理穿过的裤子，没有置办新东西。总理笑着对他们说：“它们都是些旧的，不要嫌不好。我们结婚比这还简朴，没有请客，也没有买新衣服，艰苦朴素光荣嘛！”穿着伯伯穿过的衣服举行婚礼，尔辉很惬意。

　　婚后不久，组织上为了照顾夫妻关系，正在把尔辉的爱人从淮安调往北京工作。总理完全不知道这件事。一天，他们夫妇俩一道看望伯父伯母，提起了工作调动的事。总理说：“噢！那么容易呀？要是人家不接收呢？”尔辉夫妇心想，人已经来了，还能不接收吗？就回答，不接收再回去。事后，总理就这件事批评了有关单位，说：“照顾夫妇关系当然可以，但为什么不能从大城市往小城市调，偏偏要往北京挤呢？”有关单位接受了总理的批评，没有接纳尔辉爱人的户口。以后，邓颖超同志又向他们解释：“伯伯是抓压缩城市人口工作的，他要带头执行这项政策。”经过伯父伯母的说服教育，尔辉在爱人回淮安不久，也调回了淮安工作，在县城的一所中学里当了一名普通教师。

　　尔辉没有辜负伯伯的期望，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总理给他的一条旧呢裤，他穿了许多年，破了补，补了破，一直到不能再补时，又拆开来给小孩改缝成一条小裤子。此后，他们去看望总理，孩子的呢裤被奶奶发现了，很惊讶，忙问：“小孩家怎么穿呢裤？”当弄清了情况后，两位老人都很开心，说：“好！一条裤子穿了三代人啦。”这件事在总理故乡传为佳话。

　　尔萃是尔辉的弟弟。尔萃参军时，他妈妈舍不得孩子离开自己身边，但他坚持去了，当上了飞行员。总理知道了很高兴，说他有主见，做得对。尔萃后来要停飞转业，他写信问总理，看以后干什么好。总理写信回答他说：“这要服从组织安排，我不能说。我说了，组织上就不好办了，一切按规定办事。”尔萃听伯伯的话，自觉服从组织安排。

　　周秉建是在总理身边长大的最小的侄女，总理也最喜爱她。1968年，她初中毕业后主动申请到内蒙古大草原去锻炼。总理知道后，非常高兴。插队期间，她听伯父伯母的话，表现很好。两年后，秉建在当地参了军。当她穿着新军装，英姿勃勃地去看望伯父伯母，满以为两位老人一定会为她高兴。不料，总理询问了情况以后，耐心地说服她应回去当牧民。因为总理知道，那年内蒙古虽有少数女兵招收任务，但秉建参军是组织上对她的“照顾”，所以叫她回去。总理拉着侄女的手，语重心长地说：“秉建，内蒙古那么多青年人，挑上了你，还不是看在我的脸面上？我们不能搞这个特殊，一点不能搞，你还是回到草原去，啊？”

　　后来，总理还是找了军区的负责同志，要他一定把秉建送回去。秉建很听话，又自觉地回去当牧民了。以后，内蒙古自治区领导根据秉建的表现，准备提拔她当干部。总理知道后，这事也被阻止了。为了掌握为蒙族群众服务的本领，秉建刻苦学习蒙语，后来考入内蒙古大学蒙语系，得到总理的支持。

　　秉建十分谦逊，从不向来访者谈及她和总理间相处的事，总是说：“除了你们已经知道的，再没有了。”总理病重住院期间，有一次，邓颖超去看他，说：“小六子回来了！”总理非常高兴，忙问：“你怎么不把她带来？”邓颖超说：“这是纪律呀！”总理说：“那你就给我挂个电话吧！”“小六子”就是秉建。在总理病情日趋严重的日子里，总理是多么想再看看他最喜爱的“小六子”啊！然而，既然是纪律，他就没有坚持要她来，而只和她通了电话。

　　所有看望过两位老人家的晚辈，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和伯父伯母在一起的时候，二老既给他们以父母般的慈爱，同时对他们的要求又是很严格的，总是叮嘱他们不能有优越感，不能有丝毫的特殊化。这些亲属也都自觉遵守总理拟定的五条“家规”：一是外地来的亲属一律住招待所；二是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有工作的自己买饭票，没工作的总理代付伙食费；三是看戏、看电影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四是不许请客送礼；五是不许动用公家的车子。大家都知道这些是总理定的规矩，所以都自觉执行，并相互转告。

　　1958年11月，总理的一个侄媳从广州到北京开会。会议期间，代表们参观了北京饭店。饭店服务人员向代表介绍说，总理陪外宾来饭店，总要抽暇单人到厨房来，与大师傅们聊聊天。他来理发，总是坐在普通理发室，依次排队，而不去为中央首长准备的理发室。当听到这许多关于伯伯严于律己的事儿，侄媳很受感动。当天下午，她按约去看总理。有关部门专门为她准备了小轿车，她婉言谢绝了，而是乘公交车转辗前往。总理在谈话中得知她的这一做法，流露出很满意的表情。

　　从淮安去北京看望总理的晚辈，都想跟两位老人照一张合影，作为永久的纪念。两位老人很理解他们的心情，总是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照片洗印出来后，使他们感到不够满足的是，只能得到一张。总理说：“给多了，你们就会拿去送人，就会无形中炫耀自己，所以只能给一张。”

　　改革殡葬陋习，从自家祖坟开始做起

　　1965年冬，周尔萃在北京学习结束后，特地去探望伯父伯母，顺便提及了想趁假期看望自己母亲的事。总理一边赞成他利用假期探望故乡是“没有忘本”，另一方面又嘱咐他说，回家过年，要带头破旧立新，移风易俗。总理笑着说：“我现在给你一个特殊任务，这次回去，把家里的祖坟平掉，坟地交给集体耕种。办完这件事再过年。”他知道，这件事已拖了多年，此时又把这个不太好处理的问题交给他，是伯伯对他的信任。他又想起总理处理七爷(总理父亲)葬地的事——

　　总理的父亲周劭纲，在旧社会是一个普通公务员，生前曾为革命做过有益的工作，1942年因病在重庆逝世。全国解放以后，重庆市委把他的棺木葬到革命烈士公墓。总理知道后，要求他们把棺木迁出。但重庆市委考虑总理父亲生前做过有益于革命的工作，既然已经葬入公墓，就没有再迁出。1964年，总理派国务院办公室的一位负责同志专程前往重庆，督促重庆市委把周劭纲的棺木从公墓迁出，葬到一个荒僻的小山腰上，没有树立墓碑。

　　尤其是总理对移风易俗、改革殡葬的坚决态度让尔萃完成“特殊任务”更有信心了。总理对尔萃说：“我们国家的实际耕地面积不多。人死了，不做事了，还要占一块地盘，这是私有观念的一种表现，平掉祖坟，不但扩大了耕地面积，也是移风易俗。要做好这件事，也不能简单化，要做好你母亲的工作，做好县委和当地群众的工作。”

　　春节前，尔萃回到故乡淮安，一到家，就将这件事告诉了哥哥、嫂嫂。哥嫂都是共产党员。三人开了一个会，意见很快统一了，便去做妈妈的工作。妈妈听了没有马上表态，这是他们料到的。妈妈为难了：同意吧，确实有些想不通；反对吗，又是总理的嘱咐。两个儿子、一个媳妇，从古到今，由远及近，从迷信讲到科学，终于把母亲说服了。

　　第二天，尓萃去县委，向值班常委作了汇报，并请县委派人一同去生产队处理。值班常委听完汇报，沉吟了一下，说：“我找在家的常委碰一下。”其实，县里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了。1953年春，总理就派人传达过他的意见：平掉祖坟，把坟地交集体耕种。以后，县委又收到过总理的来信，提出平掉祖坟，坟地交公的事儿。1958年和1960年，两位县委领导在北京见到总理时，总理当面请求他们把这件事处理了。每次意见都拿到常委会上议过，几乎每次都是一致意见：这样做，不但我们想不通，就是群众也通不过，难道淮安县增产增收，就差那么一点地？不能平，吃批评也情愿！

　　在家的书记、常委都来了，又重新听了周尔萃的详细汇报。他把总理讲的道理和交代的具体要求都原原本本向县委讲了一遍，而且提到总理过去派人去重庆处理父亲墓地的情形。常委们被感动了，决定派干部协助尔萃下城郊，做好群众的说服工作。

　　农历腊月二十九，先由孙桂云出面，到祖坟所在的生产队，和干部、群众座谈。传达总理和县委的意见。群众先是议论纷纷，都觉得不应该这样做。面对群众的议论，尓萃只好把总理交待的话耐心告诉群众，进行反复说服解释。最后，群众的工作也都做通了。

　　除夕下午，当完成了这项“特殊任务”之后，尓萃立即给伯伯写信，详细汇报了处理经过，总理表示很满意。没过几天，总理给生产队寄来了70元钱，用来支付平坟劳动力的工资和偿付被践踏的一小片青苗费。干部社员们看着总理寄来的钱，一些老人们流下了泪。

　　周总理处理祖坟的事，很快传遍了故乡。总理逝世后，当故乡人民从广播里听到总理的遗嘱，把骨灰撒到祖国的绵延的江河里和广袤的大地上的时候，人们更深深地理解了自己的总理——一个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光辉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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