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角飞檐，碧瓦熠熠，六根朱红水泥圆柱，亭高约7米，亭中立一石碑。冬青围护，绿草茵茵，突现出纪念亭质朴、庄重、肃穆的氛围。亭为六角，柱为六根，蕴含六月的意思。这就是著名的武汉大学“六一”纪念亭。
    1947年，“六一”惨案发生的第3天，6月4日。武汉大学“六一”惨案善后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其中一项议题是讨论纪念死难同学办法。决定在校区内建一纪念亭，将3位同学殉难经过刻写碑文并烧制瓷像（或铜质浮雕），以作永久性纪念。
    “六一”纪念亭于1948年建成。亭内纪念碑正面碑文和背面三生传由当年中文系年轻讲师、35岁的李健章先生撰写。惨案发生时，健章先生在安徽大学任教。得知母校发生惨案，健章先生感到万分愤慨，他落泪，痛苦，通宵失眠。8月间，健章先生突然接到母校文学院院长、他的老师刘永济教授来信，召他速回武大执教。回到母校，同事和他谈起惨案发生的详细情况，被捕教授向他介绍亲身经历。他也曾去看过学生宿舍阶梯上的斑斑血迹和累累弹痕，凭吊被枪杀的3位同学的墓地，对惨案的经过有了更多的了解，对事件的本质有了更深的认识。
    大约在九、十月间，时值初秋，天气渐凉。一天，文学院院长刘永济先生着一身长夹袍，拄着拐杖来到他住的房间。刘先生开门见山交给他学校下达的紧急任务，要他写一篇《六一纪念亭碑记》。此时健章先生毫无思想准备。他对老师说，中文系有那么多教授、副教授，还有三位讲师，为什么要我写呢？刘院长说，现在全校只有你能写古文。的确，健章先生深谙唐宋古文。他性格开朗，学习勤奋，有时为了练习写作，常找些题目写些小文章。这次是老师亲自交办的事情，是学校、老师的信任，他推辞不得。刘院长特意带来一份《武大“六一”事件特刊》，给他参考。
    晚上，健章先生打开电灯，取出白纸，摊开笔砚，打算一气呵成，把碑文写好。可是，左思右想，一向文思敏捷的他竟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夜深了，磨好的墨汁早已风干。他翻开那份《特刊》看了一遍又一遍。那方块字和死难者肝脑涂地的照片使他悲愤、目眩。这一夜，他陷入迷茫之中，彻夜难眠。
    第二天中午，他美美地睡了一觉，感觉精神特别好。他觉得，应该在碑文里把这次惨案真相记录下来。晚上，他打开电灯，找出昨天那张白纸，默默地打好了腹稿，刷！刷！刷！下笔如神，很快把碑记草稿写完。他长吁一口气，如释重负，顿时感到全身轻松。他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认为还算满意。
    尽管刘永济院长曾当面向他保证，绝不泄露写稿人是谁，文责由学校来负，绝对保证他的人身安全。但是在那个黑暗时代，谁又能保证不会出事呢？当他预备把稿子交给学校的时候，又将文字仔细推敲了一遍，在清稿上加上了两句：“事既震惊海内外，而枢府旋亦绳始祸者以法。”其实这两句与文章整体并无关系，完全是画蛇添足之笔。健章先生这种复杂心态，在他当年写的两首词中有真实的反映：
    柳梢青  二首
    为武大作六一纪念亭碑记，通宵失眠。
    寂静凄凉，虚窗冷月，秋夜偏长。搁笔沉吟，几番涂抹，苦苦思量。承应代写文章，没料到，牵连四方。缜密修辞，机锋暗敛，谨护周防。
    世事艰屯，腥风血雨，扰攘尘寰。学府潭潭，弘歌之地，也不平安。寻思惨案心寒，撰碑记，踌躇万般。悲愤胸怀，紧张情绪，倚枕难眠。
    健章先生采用古文写碑记。碑文后的议论和引用孟子的话，充溢着悲愤之情，又暗示人们，对“守常者”应该如何去做。所以周大璞先生看罢碑记后悄悄对他说：你是要鼓动学生造反呀！刘永济先生看了碑文后，连连称赞说：写得好，写得好！
    碑记拿到校务会议上传阅，稍作修改即获通过。纪念碑正面记述事变经过，背后书写三生传略。言简意赅，情感深沉，意味深长。
    当年武大事务组瞿扶民先生擅长书道，字有功力，于是由他书写。碑记用八分书（隶书）书写，三生专用楷书写成。1948年“六一纪念亭”修建完成，纪念碑即树立其中，其碑记曰：
    民国三十六年六月一日昧旦，武汉军警千余人突入珞珈山，围扰本大学。黉舍之内，遽尔骚然。以事出人意外，师生举仓卒不知所为，一任其排闼执讯而已。天既明，而枪声骤起，移时，始解去。计鞭箠劫束，挟以同走者二十余人；创而呻吟於室者，十有九人；肝脑涂地饮弹毕命者，则黄生鸣岗、王生志德、陈生如丰三人也。事既震惊海内外，而枢府旋亦绳始祸者以法。其后，劫走者皆幸免归；伤者亦渐以起；而赍恨於地下者，则将忍此焉终古，非甚可痛念者耶？於是众议作亭，以志斯难。鸠工庀材，数月而成。因命之曰：“六一纪念亭”，取以事系日例也。夫“士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此特为守常者言耳。孟子曰：“如有一朝之患，则君子不患矣。”然乎，否耶？亭有碑，不可无记。故书其事，备来者观焉。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解放以后，在学校重修“六一”纪念亭时，根据健章先生的要求，将碑记中“事既震惊海内外，而枢府旋亦绳始祸者以法”两句删去。文字更加简练紧凑。学校同意了他的意见。
    今年是“六一”惨案61周年，回忆半个世纪前的这一段历史，除了令人悲愤之外，又使人为之振奋。武汉大学是光荣的，她有辉煌的过去，也定会有灿烂美好的未来。健章先生为后人、为历史留下的光彩一笔，人们是不会忘记的。
（原载《校友通讯》，有删改）

    下图为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六一”纪念亭  余学煜提供